火上浇油(1/2)

刘宏明继续加火到：“陛下想想，郑芝龙那厮每一艘船收三千两白银，这一年，就是一万艘，这一万艘船来大明做生意，和谁做？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做啊，江南的官场，勋贵，哪一个不需要打点，谁又这么多钱来打点，能打点这么多，那其中的利润又几何？看来，整个江南的官吏士绅，勋贵怕是都卷入其中了啊。

其实，太祖皇帝当年海禁并没有错啊，事实上当时大明刚刚建立，百废待兴，根本无力应对海上危机，成祖皇帝时，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国威，从西洋不知带来多少奇珍异宝啊。”

崇祯皇帝还是不信：“宏明，百官们都说下西洋损耗国库，加重了百姓负担才被新君终止，如若下西洋真的如此那般，乃为何历朝历代几乎无人在提下西洋？”

刘宏明叹口气道：“陛下，我大明对外是用朝贡外交，看起来是用我大明值钱的丝绸瓷器去换那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可是事实上，定价权在我们手里啊。

我大明说一匹丝绸百两银子就是百两银子，说你的宝物不值钱就是不值钱，你敢有异议？就像当年隆庆帝时与蒙古通商，战马相比丝绸，盐巴，茶叶不值钱，可是战马可以组建骑兵，强大大明国防，我大明难道吃亏了吗？

陛下，说上一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成祖皇帝，不是一个吃亏的人，他早就明白了这其中道理啊。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，咱们挣了钱能到处乱说吗？

至于文官勋贵，他们不是不懂，他们就是太明白其中的暴利了啊。

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和蒙古没有了通商，难道蒙古真的不再需要大明的茶叶，盐巴吗？

不，他们依然需要，既然官面上买不到，就肯定有人敢铤而走险，私自贩运，而私自贩运，其中风险巨大，但利润也是极大地，可是一般的小民，谁有能力筹集大量的货物，打通边军和官员，那些人，都是在朝中有人脉的人啊。

同样的，江南的海商也是如此啊，他们两百年吃的盆满钵满，满嘴流油，财富不知道多了多少，与官员结亲，大族通婚，在地方盘根交错，尾大不掉。

所以，谁要开海，那无异于夺人钱财，如同杀人父母啊。

还有商税，织造太监孙隆，带管税事。本安静识事机，四月中至苏会计，五关之税日缩，借库银以解。颇严漏税之禁。”

所谓“安静识事机”，也即士大夫都觉得这个太监是比较识相，不怎么搞事情。但因为当地偷税漏税实在太过猖獗，本就很低的商业税收还不断缩减，以至于挪借其他银子填补。孙隆这才要打击偷漏税行为。

当地黄建节、汤莘等人投附孙隆，提议对丝织业征税，每机一张，税银三钱。这应是指一年收税银三钱，是相当合理的提议。

明代丝织也是个利润颇丰的行业。明人里多有以丝织业发家致富者。

如曾经担任过万历初期吏部尚书的张翰写的《松窗梦语》卷六记载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张织机起家，“家业大饶”。到其祖父辈兄弟四人继承家业，各富至数万金。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“潘氏起机房织手，至名守谦者，始大富至百万”。

当然不同种类的织机，不同品质的丝绸，利润率也不一样。不能一概而论。不过即便以最保守的估计来看，一张织机收税银三钱都不算高。

冯梦龙写的《施润泽滩阙遇友》，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，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，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，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。

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，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。一年收税银三钱，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，比起现代工商业的税率恐怕都要低很多。更何况说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，是很保守的估计。

黄建节、汤莘等是苏州本地人，熟悉当地行情，应该是深知丝织业的暴利，才有此提议。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，即便真实施，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。

结果就“讹言四起”，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，发动暴乱。“填街塞巷，飞石击死建节，尽毁莘等十二家”，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乡绅丁元复家。

孙隆吓得躲到了申时行家两天，然后乘小船逃到了杭州，辞掉税务之职，从此再不去苏州。而收机户之税自然免谈了。

这次工人暴动应该是由当地某些官绅背后纵容甚至操纵的，不仅纪律性相当强，所谓“然皆赤身，不持一械，不抢一物”，地方官喊停就停。陛下觉得其中可有问题？

而且连出来背锅的人似乎都和官员沟通非常好。打死人命，破毁人家，事后之惩治却轻微到不可理喻。装模作样要惩办首恶，于是工人葛成就挺身而出独自承担所有责任。尤其匪夷所思的是，官员还特地给葛成改了个名字，改成了葛贤，然后上报奏闻。

其被关在监狱里，也俨然是受优待之明星“众义之，馈者甚众”。到后来被放出来，也被乡绅官员礼敬“缙绅皆待以宾礼，称曰义士。”

所以，公然打杀天家的鹰犬在他们眼里就是正义之举吗？

官员煽动市民和工人暴动，打死收税人员这还是明的。一些官员还会弄阴招。

比如巡抚凤阳等地的李三才，让死囚攀陷诬告太监手下税官，然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杀害，万历皇帝派出去收税的太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