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0960 理直气壮的韦爵爷】(4/5)

为官之道，要把掌权者的利益，尤其是最高掌权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。

忠臣终究都输给了奸狡。

秦昭襄王与范雎君臣单独对话，秦昭襄王明确的说范雎是阴险奸诈的小人，但却表示自己喜欢范雎，原因是范雎能够绝对的服从他，投他所好。

这就是掌权者与奸狡小人的关系。

但忠臣就不一样了。

战神白起信奉的是自己的能力，他的地位是在出生入死的刀光剑影中拼杀出来的，他的战神名声是靠他浴血奋斗出来的。

因此，他认的死理就是国家社稷的利益，是士兵的生命鲜血，是颠扑不破的战争规律。

这样的良臣，从来都不招掌权者的喜欢，但掌权者又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用。

一旦掌权者认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，这些良臣就会被弃之若破履。

司马迁笔下的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，走兔死，猎狗烹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战神白起在王亲自登门也不肯出征的情况下，先是被解职，后是赐死。

战神白起靠的是百战百胜的能力，范雎靠的是巴结逢迎的嘴皮。

能力斗不过嘴皮，战神良臣败给奸狡小人。

纵观历史，这也是一条规律。

忠臣，忠于谁？

中国的传统思想把“忠”作为极为重要的道德要求全体国民，中国历史充满了对忠臣的歌颂和褒扬。

表面看，这是绝对的正能量。

但是战神白起的死明确不过的提出了一个新问题。

臣子应该忠，但应该忠于谁？

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还是忠于皇帝或国王一人。

儒教传统特别强调“君君臣臣”，强调“普天之下莫非王臣”，提倡的“忠”至始至终都是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或王的忠诚，而且这种忠是无条件的，绝对的。

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“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。

哪怕这个君是倒行逆施的昏君，暴虐无道的民贼。

所谓“孔子著春秋，乱臣贼子惧”，其实就是提倡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忠。

最典型的是“赵盾弑君”案。

一个不理朝政、沉湎欢乐，草菅人命，以杀人取乐的暴君。

他不顾百姓死活的搜刮民脂民膏来装饰他的宫殿。

在宫殿上公然以强弓硬弩射人取乐，因为煮出的熊掌不对他的胃口就杀了厨师，宠信佞臣而残害忠良。

托孤老臣赵盾勤于政事、为民做主、克己奉公，多次规劝竟遭到他的厌恶，便派武士鉏麑刺杀赵盾，鉏麑佩服赵盾忠心，触槐而死，以表自己不能杀忠臣，也不能违背君命。

刺杀不成，就想在酒宴上杀死赵盾，武士提弥明牺牲自己救下赵盾。

赵盾为了避祸逃出晋国避祸，走到半路就传来了赵穿杀死暴君的消息。

晋国臣民都为此庆幸，但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却记下了“赵盾弑其君”并公示于众。

孔子就明确的评价董狐正直，批评赵盾是“弑君”的乱臣。

这就是儒教的忠诚观。

皇帝可以无道臣民不能不忠。所谓忠，就是忠于君，而不是忠于国，不是忠于民。

战神白起处处为秦国秦人着想，忠心耿耿，毫无二心。

但他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他的忠心耿耿上。

他忠于的是大秦这个国家，他爱护的是秦国人民、士兵的生命，是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，这正好犯了君王的大忌。

站在独裁者君王的角度，你越是对国家社稷忠心耿耿，越是对国民百姓忠心耿耿，你就越是让君王不安。

道理很简单，你今天为了国家人民能够抗命，明天就可能为了国家人民反对甚至背叛国王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战神白起不能不死，非死不可。

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

亚圣孟子的这个观点只是说说而已，纵观中国历史，历朝历代那个王朝实行过。

那个所谓大儒执行过。

公认的爱国忠臣岳飞，他是抗金名将，但他的抗金丝毫没有为人民为国家的意思。

史实明摆着，为了君王的统治，他可以将已经收复的失地放弃，率领岳家军离开抗金前线去洞庭湖残酷的镇压农民军。

在镇压农民军之后，他再次北伐，朱仙镇大胜之后，金人胆怯，敌占区人民纷纷起兵响应，形势一片大好，但他却又因为皇帝老儿的金牌圣旨放弃了所有收复的土地，把大兵撤回江南。

他对赵宋皇帝够忠心的，至于国家民族，还有金人铁蹄践踏下的人民，还有抗金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将士，他才不关心呢。

但就这，他还是被宋高宗赵构处死了。

赵构的祖先曾有规定，七品以上的官员都不能处以极刑，纵观赵宋王朝历史，岳飞是唯一被处死的国家大员，而且是非常诡异的罪名——莫须有。

莫须有说白了，就是因为岳飞说过“直捣黄龙，迎回二圣，徽钦二帝，这二圣可能威胁到高宗的地位。

触犯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。

岳飞尚且如此，帝皇又岂肯容忍任何把民和社稷放在自己之前的臣僚。

顾秉谦听韦宝说了一大篇，晕头转向，“你什么意思？爵爷你聪明绝顶啊，你怕被人说，想让我一个人顶锅？”

“只能是首辅大人一个人顶锅呀，否则我就一个人单独上奏了。”韦宝说的有点理直气壮。

顾秉谦差点没有晕倒，“凭什么我一个人顶锅，这本来就是韦